明珠暗淡 香港被最自由经济体光环遮蔽的残酷(组图)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正在北京举行,去年接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今年首次在“两会”期间会见港澳代表团。席间,他除了重申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背书、要求港区人大代表带头支持林郑政府依法施政之外,还对香港连续多年都是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予以肯定。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会见香港代表团(图源:新华社)

韩正这一判断源自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该报告显示香港经济自由度已经连续25年居全球第一。由于香港社会长期信奉“小政府、大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习惯性地以为经济越自由越契合香港的核心价值,故长期以来对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引以为傲。而韩正及其代表的中国中央政府,为了彰显“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成功实践,避免造成香港社会被内地社会主义同化的担忧,所以对于香港的最自由经济体系,始终未能进行必要纠偏。

可北京这种迁就香港的态度,只会让香港一直以最自由经济体麻醉自己,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在生什么病,越病越深。要知道,美国传统基金会所评选的香港最自由经济体,其实是一种原教旨资本主义,经济逻辑是给予商人尽可能多的自由,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忽略和轻视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必要角色。这种建基于自由主义的体制,近些年来在西方社会普遍陷入困境。法国黄背心运动就是正在发生的最好例证。长期实行自由主义的法国,累积了大量社会问题,极右翼快速蔓延。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有意去解决问题,可由于沿袭自由主义的旧套路,让普通民众沦为资本自由的代价,从而酿成他上任以来最大危机的黄背心运动。这说明自由主义体制既非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又非包治百病的万灵丹,自由主义体制生病不能用自由主义的旧套路做药方,香港应引以为戒。



法国黄背心运动,暴露出了西方自由主义体制的结构性困境(图源:VCG)



香港早在港英殖民时期就是自由主义。这为香港由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崛起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凡事过犹不及,由于常年过度追求经济自由,港府在产业政策上的作用非常有限,致使经济发展日益陷入瓶颈,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地产业,产业结构单一、畸形,青年就业出路狭窄。最近香港GDP首度被曾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深圳赶超,与港府不作为不无关系。

尤其严重的是,在最自由经济体的外衣下,政府在践行一个现代政府所应承担的照顾弱势群体、保障公平正义等公共责任上严重缺位许多年,造成香港贫富分化非常严重,极少数富人垄断大多数发展红利,普通人生存艰难,“港人治港”沦为“官商共治”。过去40多年以来,香港基尼系数连年上涨,不断创记录,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香港有超过130万贫困人口,大约每5个港人中就有1人活于贫穷。香港住房问题更是极其严重,用水生火热来形容都不过分,国际顾问机构Demographia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连续9年被评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大约20万人被迫挤在逼仄的劏房,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仅有56.5平方呎,比惩教署独立囚室的75平方呎还狭小。更有一部分港人被迫露宿街头,沦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盛世蝼蚁”。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下,哪些备受生存压力煎熬的普通港人,能不有怨气吗?反建制情绪和港独思潮能不蔓延吗?

应该说,正是基于对香港目前困境的洞察,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发生方向性转移,不光变得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在坚决维护“一国”底线、遏制港独的同时尊重“两制”的空间,而且提出融合发展,透过粤港澳大湾区,力图打破过去陆港“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被动区隔,希望推动香港与时俱进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此举的确暂时遏制住了分离主义,令“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发生范式转移。但实际上,香港分裂主义的根源在于深层次经济矛盾,而深层次经济矛盾又归结于港府长期奉为圭臬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其具体形式正是未被检视的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只要一天不改革原教旨资本主义,只要北京和香港未能认识到被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美丽外衣遮蔽的深层次经济矛盾,激进本土和港独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香港,却有不少人居住条件极为逼仄恶劣(图源:VCG)



当然,一些人也许会坚称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正是彰显香港核心价值的印证。可问题是,作为核心价值的自由,应该是所有港人的自由而非极少数富人的自由,否则便不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而是服务于极少数富人的专宠。遗憾的是,顶着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光环的香港,正沦为极少数富人的乐园、穷人的梦魇。极少数富人们由于占据优势地位,能在香港享受极其自由的人生,可大多数为生存打拼的普通人在日益攀升的现实压力下,又有多少自由可言?

可能还会有人声称原教旨资本主义正是“两制”下的香港区别于内地社会主义的一大标志。在长期“恐共”、“反共”心理下,不少港人持此观点,他们总是为了反而反对,以警惕眼光看待任何改革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行为,担心这是被内地赤化。这种逻辑非常荒唐,于香港走出困境和长远发展百害而无一利。纵观世界各地经济体,已经没有一个地方会像香港这样,实行如此原教旨的资本主义。纵使是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欧美国家,都早已进行大规模改革,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角色日益吃重。在现代西方世界的主流做法里,自由并不等于没有政府调控,美国政府不调控还是哪国政府不调控?不论是前不久美国政府要求配置更多资源和投资用于人工智能(AI)研究推广的行政令,还是德国等一些国家近期公布的工业规划,都在说明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已然过时,政府调控成为治理常态。

反观香港,竟然由于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误区,迟迟不能对已经严重畸形的现行经济体系予以必要的改革。如果说香港还处于英国殖民时期,只是一个“借来的土地”,政府为了官商阶层的利益最大化,无需像对待英国人那样对待港人,尚可理解为悲惨的殖民故事,可在香港已经回归中国近22年,再也不是别人“借来的土地”,那为何还不经思索地简单沿袭殖民时期的政策、不顾普通人的疾苦呢?

香港是时候反思了,别再盲目陶醉于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要看到燃眉之急的现实困境。保护香港的经济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港府的责任。港府不要讳疾忌医,不能再蹉跎下去,任由香港沉沦了。而主管香港事务的韩正乃至中国中央政府都要深刻认识到最自由经济体外衣下的残酷,更正和深化对于香港最自由经济体的认知,别让港府进一步误判,在歧途越陷越深,活在虚幻的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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